1937年，日军自踏上中国领土之日起，就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劫中国文物，直至日军战败投降，其以轰炸、焚烧、抢夺为主要手段的破坏中国文物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过。战时中国公私文物损失十分惊人。
文物、古物的损失十分严重，仅江浙沪一带，就有多家博物馆被毁。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日军占领上海后，破坏和掠夺文物书画之事时有发生。1942年8月，同文书院的日人铃木率领二十余人前往上海世界学校，破门窗而入，企图将藏书和乐器运走。该校存有古乐器二百余件，中国经史子集数千部，名人书画数百件，外文书籍数千册，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将是重大损失。后经多方交涉，才未被运走。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档案史料文献。据《申报》报道，1940年12月20日，日军用斧头劈开房门，将上海市财政局档案强行抢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档案12箱。
日军占领南通后，对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坏，一次日军竟抢杀苑内珍禽白鹤煮以下酒，陈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坏。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陈列品仅剩少数鸟兽标本。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多次遭到日伪劫掠，历史文化部损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运藏该地的部分图书、文征明书画及明代地图两箱被炸毁。
河南省立博物馆被日军占驻，馆内文物、设施遭到破坏，日军强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夺难以数计。在搜刮金属为日军制造军火的“献金运动”中，该馆被日军东第2935部队野津敏迫献铁炮7尊；被东第2935部队兵器部陆军兵技曹长保刈实迫献铁炮36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1938年7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汉阳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同年9月，日军先后两次侵犯山东牟平县城，将大型建筑烧毁，大批图书档案化为灰烬。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动，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洲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大铜钟，铸于唐代，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广东西江肇庆七星岩、德庆悦城龙母庙等风景胜地，被盗走一批文物。广东名砚也损失不少。
1944年洛阳沦陷后，日本人盗走了龙门宾阳洞的四个菩萨头及宾阳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余吨。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
抗战初期，中国考古机构的文物多数西迁，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难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三百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文学院为日军所驻，1937年10月，该院隔壁之国学研究所遭袭。战后，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致函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北京大学研究所前被敌人占用。敌人桥川时雄及栗田等侵越监管。胜利后本会派员点查损失文物极多。”并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国立北平研究院损失。该院图书仪器除大部于七七事变前及已运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运出之图书仪器古物家具等为15个伪机关所瓜分。图书一万余册，也被伪机关所瓜分。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南京文物损失。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文化大屠杀”，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国劳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抢劫铜、铁等战略物资。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也用车运至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经像法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普德寺的500铁罗汉，在日军侵华期间，3尊被盗运往日本，后代之泥塑。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抗战胜利后，从敌人伪手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损失古物1679种。如由曾昭?在南京傅厚岗34所藏者，计古物类86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其中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四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另有书籍两箱，运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断，1941年日军侵据越南时，也被抢走。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损失更无法统计，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劫得后竟然用箱装陶器、标本垫铺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吻鸱，也称鸱尾，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用来“禁压火灾”的。此种装饰起源于六朝东晋时，后传入日本。唐代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那对鸱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的一件还是原物，在日本被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夺，还能有何种解释！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毁坏古建筑数百处，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陈列的明清天文仪器大肆破坏，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为浑天仪、简仪和圭表，均系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浑仪是用来测量星体在天空中位置和运动规律的仪器；简仪则是浑仪改进型，不仅操作简便，测量精度更加准确；圭表乃圭与表的合称，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确定一年四时八节的准确日期，从而制定出合乎天时并能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明制浑仪、简仪和圭表至清时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军抢走明制浑仪和四件清制天文仪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军抢走的天文仪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进逼华北，为保证国家珍贵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将北平古观象台明清天文仪器运抵南京，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上述天文仪器落入日军之手，“仪器受损严重，许多零部件损失殆尽，浑仪、简仪龙角、龙爪多处破损”。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查明有据者至少有古字画两万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虽不能断定多少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但确实是因为战争而造成了损失。
（摘自《大劫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定价：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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